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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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3-12-25 00:00:00
 

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12月23日至24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具体部署。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讨论稿)》。据新华社电

  【农业地位】

  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

  会议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一定要看到,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

  解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表示,此次会议明确提出农业要强、农村要美、农民要富,这是在三中全会关于改革总体部署下,对深化农村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提出的问题更实际,部署更加系统。

  “三农”工作依然任务艰巨。会议强调,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程国强指出,今后要以农业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以农民富、加快农村小康为核心目标,补齐“四化同步”中的农业短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粮食安全】

  我们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

  会议指出,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18亿亩耕地红线仍然必须坚守。

  解读: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表示,我国历年来对粮食安全都是高度重视,此次也是如此,但重点更加明确,强调口粮的主动权。让农业基础稳固,农民安居乐业,农民种粮有利可图,掌握粮食的主动权。

  党国英表示,从现状看,我国的口粮无论从种类还是总量上,都很充裕,且多年来均增产。但也有潜在的隐患,即当前主要靠较高的价格维持着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如果与国外接轨,一些便宜的粮食进入中国,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风险。 新京报记者 蒋彦鑫

  【食品安全】

  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关于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会议强调,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食品安全源头在农产品,基础在农业,必须首先把农产品质量抓好。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食品安全,首先是“产”出来的,要把住生产环境安全关。食品安全,也是“管”出来的,要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

  解读: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随着生产能力提高,数量已经不成问题。难在质量,回应百姓需求、解决社会性问题,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要治理农业生产源头,严禁滥用农药化肥等投入品。

  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秦富认为,今后,从田间到餐桌,从源头到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整个产业链要有严格的安全生产规范,要更加完整、系统、安全,实现全覆盖。

  【土地承包】

  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

  关于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会议指出,坚持党的农村政策,首要的就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

  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说,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核心是解决发展和稳定问题,维护农民的利益。一些农民进城后工作不稳定,没有社保,如果承包权丧失了,会影响国家和社会稳定。未来一二十年家庭经营依然是主流,确保农户的承包权保护了农民利益。

  李国祥表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为现代农业发展确定了重要基础,对于确保粮食安全、农产品有效供给、改善农业比较效益低的现状意义重大。同时,土地流转在农村非常活跃,不能不顾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盲目通过行政力量推动,而是要与实际情况相适应。

  【城镇化】

  农村不能成为留守的农村

  会议指出,要积极稳妥扎实推进城镇化,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推动新型城镇化要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突出特色推进新农村建设,努力让广大农民群众过上更好的日子。

  解读:

  据李国祥等人开展的社会调查,当前一些农村在社会管理方面很多时候无能为力,一些社会问题没人管,如农村“三留守”、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有的地方仍是空白。村委会、村民自治组织的社会管理工作仍要加强,这对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意义。

  李国祥说,一个村子搞得好不好,关键就看有没有带头人,党组织的力量要强。对于经济不太好的村子,如何加强领导能力,带动农民致富,做好社会服务,为农民排忧解难,归根到底要靠党委和自治组织发挥作用。

  【谁来种地】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关于“谁来种地”,会议指出,核心是要解决好人的问题,通过富裕农民、提高农民、扶持农民,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解读:

  专家们认为,解决好这个问题对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

  “一家种几亩地,留不住农业人才。要规模化经营才能让农业有奔头、才能让农民成为体面职业。规模化跟工业化、城镇化相关,随着人员转移,一些人不愿意再从事农业,可以通过流转方式把土地租给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获得租金。”郑风田说。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韩一军说,将来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就是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主体。目前这4种类型的新型主体仍处于初步培育阶段。国家要加强培训、提供政策支持,通过新型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据新华社(除署名外)

  ■ 特点

  会议规格

  “七常委集体出席体现重视农业”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会议。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表示,此次政治局常委悉数出席,这在2007年以来是没有过的,体现了领导对农业现代化的重视。资料显示,2007年12月22日至23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时任副总理回良玉出席会议并讲话,胡锦涛、温家宝对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做出了重要指示。

  会议措辞

  “会议不少语言亲民平实”

  会议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业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提及食品安全时强调,“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在措辞方面,此次会议有不少语言亲民、平实。党国英表示,这与总书记的个人风格有关,同时也体现了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务实,以及文风的平实。纵观今年召开的会议,一些讲话善用比喻,让人听得懂、接地气。新京报记者 蒋彦鑫

 

 

 

 

 

 

 

 

 

 

乙肝疫苗疑似致死事件进行通报

 

昨天下午,国家食药监总局、卫生计生委联合召开发布会,就社会关注的乙肝疫苗疑似致死事件进行通报。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提供的最新数据,从2000年到今年12月份,接种乙肝疫苗后死亡的疑似异常反应病例已上报188例。其中,最终确定为疫苗异常反应的18例,近年每年有四五例。

  1 接种后亡能否视为疫苗致死

  接种疫苗后致死,是否能“归咎”于疫苗,如何界定?中疾控免疫规划中心主任医师王华庆坦言,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过程”。

  “判断一个疫苗和疾病是否存在关系,除了时间上的关联之外,还要遵守特异性、关联强度等原则。”他说,疫苗接种后的疑似异常反应,是指疫苗本身合格、操作过程无问题,但出现了损害的现象。此外还包括多种情况,例如偶合症、心因性反应,或者是轻微的不良反应等。

  他表示,界定是否系接种疫苗致死,需由流行病、临床医学、疫苗学、法医等领域专家共同确定。

  他介绍,目前国内对于疫苗不良反应监测是独立系统。根据世卫组织建议,2005年开始在10个省试点,现已全面铺开,去年监测数据突破10万例,“疫苗异常反应发生情况没有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范围。”

  2 乙肝疫苗接种是否安全可靠

  针对公众对乙肝疫苗接种安全性疑虑,昨天,中国疾控中心公布了乙肝疫苗接种异常反应的数据统计。

  据王华庆介绍,2000年至今年12月,接种乙肝疫苗后死亡的疑似异常反应病例已上报188例。其中,最终确定为疫苗异常反应的18例,近年每年有四五例。

  他介绍,出现的异常反应主要是过敏性休克、水肿等,这188例病例中,疫苗质量均属合格,接种过程无问题。

  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主任贾继东认为,乙肝疫苗是相当安全、成熟的,严重异常反应发生率非常低。在国际上,接种乙肝疫苗是没有任何禁忌症的;在我国,像急性疾病、严重的慢性疾病、慢性疾病急性发作、神经系统疾病等情况,建议不要接种。“不是接种会加重疾病,只是避免复杂问题的出现。”

  贾继东表示,按照接种乙肝疫苗的规程,新生儿中早产儿、低体重儿等暂时不予接种;如果母亲乙肝表面抗原呈阳性,应当作个案分析评估,到底是接种风险大,还是感染风险大。

  3 康泰停供会否造成市场短缺

  此前深圳康泰公司负责人披露,乙肝疫苗市场份额中,该公司最顶峰时占据60%-70%。暂停康泰乙肝疫苗后,市场空缺如何填补?

  “停用是基于保障安全的角度。”李国庆表示,考虑停用康泰乙肝疫苗时,国家食药监总局已经初步作了评估预判,即停用之后,能否保证乙肝疫苗市场供应。

  他介绍,目前国内除康泰公司之外,还有5家企业能生产乙肝疫苗。其中,北京天坛生物是“大户”,另外还有大连汉信,其他几家的产量不是很大。“但这主要是受市场的限制,而不是生产能力限制。”

  国家食药监总局药化监管司司长李国庆认为,这5家企业能释放较大产能。今年5家企业共有2500万乙肝疫苗通过批签发,准予上市销售。

  他说,正考虑给企业发通知,在保障质量前提下,尽可能释放产能。“一个批次原来可能是几万只,现在要扩大到几十万,原材料的供应、生产过程等都面临一定考验,因此要强调保障安全。我们对企业所在地的监管部门也提出了要求。”

  4 为何叫停康泰全部乙肝疫苗

  此次药监部门分两次“叫停”深圳康泰疫苗,第一次是涉事批次,第二次则是所有批次。这样的决策方案有何依据?

  李国庆解释,对药品的停用遵循的一般原则,是控制措施和风险大小相适应。他说,对于一般产品,当临床上出现与药品质量相关的不良反应后,如果涉及单个批次,会单独对一个批次进行控制,停止使用、召回;如果多个批次产品质量不合格,包括质量检验和临床不良反应,则怀疑是系统性问题,要求这个产品所有批次都采取控制措施,包括停用和召回。

  此外,如果不是单一产品问题,而可能是生产线出了问题,不管生产多少产品,整条生产线都要停产。

  他表示,在湖南报告3例疑似不良反应事件后,基于当时对风险的判断和审慎评估,作出了暂时停止两个批号产品使用的措施,涉及湖南、广东、贵州3个省。这是和当时风险评估相互适应的。

  “而深圳再现疑似报告后,风险大大增强了。”他表示,基于风险信号增强,经过卫计委、食药监总局共同研判,为了保证免疫接种安全,决定停用康泰全部批次的乙肝疫苗。

  5 24小时内注射会否提高风险

  近日有媒体对新生儿24小时内注射乙肝疫苗的免疫规定提出质疑,认为提高了风险系数、使偶合反应增多。

  昨天,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庄辉介绍,据世界卫生组织2013年统计,已有181个国家将乙肝疫苗纳入计划免疫,127个国家要求新生儿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占65%。

  他解释,乙型肝炎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母婴传播、血源传播和性传播。其中母婴是发生慢性感染的主要原因,且感染越早,发病比例越高。感染之后,成人95%能自愈,而新生儿90%的概率会变成慢性。

  庄辉说,若母亲为“双阳性(两种抗原均为阳性)”,新生儿24小时内接种乙肝疫苗,仅有4%不能阻断病毒。如果24小时之后接种,不能阻断的几率将提高至20%。

  贾继东表示,母婴传播乙肝病毒大多数是在生产分娩过程中传播。有数据显示,在接种乙肝疫苗之后,肝硬化、肝癌的发生率都有所减少。“我们对于计划免疫的信心应该保持。”

  6 进口疫苗国产疫苗哪个更好

  针对“打疫苗就要打进口的”说法,昨日,中疾控和国家食药监局负责人均明确回应,国产疫苗质量并不比进口的差。

  王华庆表示,不论是进口疫苗还是国产疫苗,在国内的质量检定过程是一致的,执行同样严格的控制标准。“尺度是一样的。”

  李国庆表示,这些年疫苗是我国的战略产业,国务院为此专门印发了国家级疫苗检测规划。近年来,疫苗生产能力、水平、新疫苗研发水平都很大提高,像甲流疫苗的率先研制就是一个例子。同时,我国还建立完善了疫苗监管体系和疫苗上市批签发制度。

  “我们疫苗质量标准不低于发达国家疫苗标准的水平。”李国庆介绍,从某些指标来看,国产疫苗甚至是领先的。“基于生物制品的特殊性,我国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

  疫苗是如何监管的?

  生产规程

  目前国内使用的疫苗大概有三种,一种是酿酒酵母的,是康泰和天坛生产的,还有一种是大连汉信的,还有一种是CHO疫苗。我国自己制定了生产规程,对质量标准提出了严格要求。

  疫苗生产

  食药监部门不仅是对产品是否合格进行检验,同时对企业生产行为是否合规进行严格的检查。如果企业生产行为有不符合规范的地方,即使产品检验合格也不允许上市。

  疫苗上市

  我国对于疫苗的上市检验执行批签发制度。每一批疫苗都要经过批签发,除了企业出厂检验之外都要经过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的批签发后,才能上市销售和使用。

  疫苗存储

  疫苗类的产品,需要在冷链上进行运输和存储。食药监部门会通过平时监管,避免这些环节出现产品质量问题,具体是对企业进行全面检查,包括用的原辅材料、生产过程,以及储存条件是不是有任何的异常信号,都会予以关注。

  异常反应 2005年起,我国在世界卫生组织支持帮助下,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疫苗监测系统。该监测系统现已在全国全面铺开,监测数据去年已经达到了10万例。疫苗产品异常反应的监测主要基础性的工作都在卫生计生系统。

 

 

 

 

 

 

 

 

 

 

 

 

张毅正式成为国资委第四位主任

 

  中新社北京12月24日电 (记者 刘辰瑶)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官网24日晚间更新了“委领导”一栏,张毅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中国国资委第四代“掌门人”由张毅正式接任。

  公开资料显示,张毅,男,1950年生,黑龙江海伦人,1997年8月进入黑龙江省级领导班子,此后历任河北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等职,2012年6月10日当选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至2013年3月),2013年1月27日当选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3年3月底,张毅被任命为国资委党委书记、副主任,与前国资委主任蒋洁敏一同上任,共同主持国资委工作。

  今年8月,蒋洁敏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副主任张毅暂时主持全面工作,国资委主任一职一直空缺至今。

中国国资委于2003年成立,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特设机构,此前,李荣融、王勇、蒋洁敏曾先后担任国资委主任。

 

 

 

 

 

 

 

 

 

 

 

 

 

 

 

2013年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出炉 南昌县升至第67

 

本报南昌讯 曾艳芳、万辉明、记者袁思东报道: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第十三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名单,我省丰城市、南昌县再次入榜。在中部六省中,我省县域经济百强县(市)数量居中,侧面反映出我省县域经济实力尚待增强。

2008年,南昌县进入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这是我省县(市)首次入围;2009年,南昌县与贵溪市双双进入百强名单;2010年,我省仍是两县(市)入围,分别为南昌县、丰城市……目前,南昌县已连续六年跻身全国百强县,连续五年实现进位赶超,由最初的第96位一路高歌挺进第67位;而丰城市也连续四年实现进位赶超,目前已位列第90位。

  南昌县与丰城市均紧靠南昌市区,且两县(市)均确立了与南昌同城化发展战略。南昌县相关负责人说,预计2013年南昌县财政总收入和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将分别达72.1亿元、43.4亿元,分别增长19.1%、22.7%,两项指标有望连续四年稳居全省第一。丰城市今年财政总收入预计可突破50亿元大关。

  记者梳理了第十三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名单,中部六省入榜情况为:湖南4个、河南3个、江西2个、湖北1个、安徽1个、山西1个。从入榜情况看,我省县域经济百强县(市)数量居中。有人士认为,这一数据侧面反映出我省县域经济实力尚待增强,同时也表明我省县域经济发展仍有巨大释放空间。根据名单,我国县域经济实力较强的省份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其中江苏27个、山东22个、浙江18个、辽宁10个、福建7个。

  记者梳理时还发现,此次百强名单中出现了“中三角崛起现象”。据介绍,近几年来,处在长江中游“武汉-长沙-南昌”三角地域的百强县异军突起,形成了县域经济百强县的“中三角崛起现象”。据悉,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针对“中三角崛起现象”进行了专题调研,显示今年中三角百强县有7个,分别为湖南长沙县、湖南浏阳市、湖南宁乡县、湖南醴陵市、江西南昌县、江西丰城市、湖北大冶市。而2006年第六届评选中,仅湖南浏阳市进入全国百强县。

 

 

 

南昌将开建南外环高速公路 设计为双向六车道

 

本报南昌讯 记者左阳天报道:翻开南昌地图,细心的市民会发现,南昌的南外环多年来一直没有建设,导致南昌绕城高速公路始终无法形成一个“环形”。记者23日从江西省发改委获悉,“断档”多年的南外环高速总算提上议事日程,南昌市绕城高速公路南外环(塔城至生米段)工程日前正式进行评估公示,这预示着全长约35.3公里的南外环高速公路开工在即。

一般来说,绕城高速公路的核心功能就是承担过境交通流转换功能,把城市交通和过境交通分开。南外环高速公路建成后,过境车辆可绕开市区,为南昌市区交通减负。

  据悉,南昌市绕城高速公路南外环(塔城至生米段)工程,起于南昌东外环高速公路塔城互通,经南昌县塔城乡、武阳镇、八一乡、莲塘镇、富山乡、小蓝经济开发区和红谷滩新区生米镇,在过赣江后与昌樟高速公路交叉,终于南昌西外环高速公路。线路全长约35.3公里,路基宽度33.5米,为沥青混凝土路面,双向六车道,设计速度100公里/小时。项目占地约4627亩,涉及房屋拆迁约276400㎡。

  该项目总投资约68.53亿元,由南昌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南昌市绕城高速公路南外环(塔城至生米段)工程是我省规划南昌市外环高速公路中的最后一段,项目的实施对提高南昌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减轻南昌市交通压力,以及拉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广东退休副市长建文革博物馆:政府不支持不反对

  “文革”博物馆:留住历史

  “前些时候我在《随想录》里记下了同朋友的谈话,我说最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也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

  提起建立“文革”博物馆,人们总是习惯从巴金说起。正是1986年,巴金在《“文革”博物馆》一文中写下的这段话。而这段话也启发了很多人,彭启安就是其中一个。

  彭启安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广东省汕头市任副市长。退休之后,2005年,他创建了首座民间“文革”博物馆,一时引发关注。然而,从博物馆创办至今,8年过去了,现在让他最忧虑的问题是如何为他创建的博物馆正名,如何寻找合适的接班人。

  “老汉今年82。”在和法治周末记者谈话的过程中,彭启安指着自己强调了好几次。他的焦急是明显的,“找一个有影响力,有威信的人太难了。”他说。彭启安想从退休的市常委班子里找,可是没有人愿意接这个烫手山芋。

  从一片乱坟到一座塔园

  1996年以前,汕头市澄海区涂城村的塔山是以一座九百多年历史的古寺为中心的风景区。景区地处山中,树木葱郁,当地人来这里避暑纳凉,游览野炊。

  1996年,已经从汕头市副市长位置上退下来的彭启安改变了这里的一贯风俗,将这里变成了一座具有“文革”纪念意义的塔园“文革”博物馆(下简称“塔园”)。

  彭启安一边向记者介绍塔园的历史,一边动手拆开一本名叫《塔园十五年》的硬皮书画册,里面记载了1996年到2011年塔园的发展历程。

  画册的封皮太紧,这位82岁的老人干脆拿起剪刀将塑料包装剪掉了,这是个急性子的老人。也许正是因为彭启安的固执和急性子,才能让一次工作视察变成耗资2000多万元塔园开建的契机。

  1996年,时任汕头市政府顾问的彭启安在涂城村参加活动时,无意间发现了塔山山坡上的乱坟。他询问后得知,这些乱坟中埋葬的都是“文革”中的逝者。乱坟中,合葬人数最多的有24人,因为“文革”后发掘出尸骨时,已无法辨别,只好合葬在一起。彭启安介绍说,在整个“文革”时期,澄海县因各种运动迫害致死者达四百多人,伤残五千多人,属于汕头地区的重灾区,涂城村尤为惨重。

  彭启安产生了一个念头:能不能在这里建一个纪念性的东西悼念“文革”的逝者?彭启安认为这样能悼念先人,警醒后人,这也是当初建设塔园最主要的原因。

  当时和彭启安一起去塔山风景区的还有王平,因“文革”期间与彭启安一起患难而成为朋友。她称自己为最早的志愿者,回忆起当初,她也没想到会做出这么大的事情来,“彭市长说要搞纪念的东西,我当时以为就是栽棵树或者立个碑纪念一下”。

  对于彭启安的想法,当时很多汕头市的老干部和当地的村委班子都表示了支持,大家对于“文革”都有深刻的记忆。村委会划出塔山上的土地建设塔园,而以后塔园的收益归涂城村所有。

  建设的过程也如同彭启安的性格,“想到一步走一步,想到什么建什么”。建造景区,设计规划并不是最难的,前后投入的2000多万元才是最大的难题之一。

  在汕头市任职期间,彭启安分管汕头市交通能源工作,领导组织深水港一期工程、广梅汕铁路、深汕高速公路、海湾大桥建设等工程。1996年,改任汕头市政府顾问的彭启安先把自己可以支配的60万元,作为“政府拨款”投入塔园建设,这也是塔园最初的建设资金。

  塔园捐款记录上的资金来源也显示出这位老市长的影响力:汕头市电力工业局30万元、汕头汽车运输公司30万元、汕头电信局30万元、汕头交通委员会30万元、汕头公路局15万元、汕头海湾大桥有限公司10万元、澄海电力局10万元……

  但资金募集的过程还是有常人无法料想的艰难。塔园的另一位志愿者曾庆彬记得,在今年的招商会上,彭启安就直接开口跟参会的商人“要钱”。正如彭启安提到的,集资时总会用的描述——“脸皮都磨厚了”。

  与资金相比,另一个难题是对遇难者的描述。在塔园早期“文革”死难者16人碑林中的碑文上,只能写他们“遇难”的结局。“这些碑文最难写了,要描述‘文革’的残酷,但又怕得罪人。”彭启安说。

  当时市里有领导说过“伤疤不要再揭”,彭启安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重复了好几遍“伤疤”。他用手指头在另一只手上重重地划了几下,“正因为是伤疤,才不应忘记。建设塔园不但不会引发混乱,它的教育意义只会促进安定团结”。彭启安说。

  塔园的创建者把这次“揭伤疤”看作是痊愈伤痛的必经之路。

  夹缝中的成长

  因为有些耳背而将声音提得很高的彭启安,给人一种错觉,塔园的建设如他高昂的声音一样,热火朝天,一帆风顺。但其实,参与的人都知道,这其中尽是“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曲曲折折”。

  1997年塔园建设委员会成立。取名“塔园”是为了避开“文革”这样的字眼。在老干部庄明瑞、李实楷等的支持下,用9个月的时间,共花费160万元建成塔园碑记。

  在塔园,碑廊铭史、冤茔长青、恸石志恨、宝塔思安、明镜史鉴、石笔书史、警钟长鸣、安息园等景点,都是以“文革”史料为依据建造的。其中,在“冤茔长青”景点那里,埋葬着“文革”中批斗致死的、彭启安的五哥。

  塔园建设过程中,彭启安参与筹资、建设、对外联络,哪一样少了他都不行。用他的话讲就是一个人负责“抬棺材、哭丧、化纸钱、掘锄头(即出殡的所有工作)”。彭启安托着肩膀上的空气,耸了一下肩膀,解释道:“抬棺材,懂不懂。”

  当时,塔园在汕头市政府“一不支持、二不反对”的态度下一路向前。直到现在,塔园也依旧是在各方“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态度下生存。但是曾庆彬介绍说,2005年以前有很多的媒体报道了塔园,并且也有旅行团的行程,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成团的游客了。

  也许是记者到塔园当天的天气不好,来塔园的人零零散散并不多。彭启安口中2005年时30万至50万人次的游客量很难想象。在塔园经营小卖部的杜女士说,天气好或夏天的时候,早上上山的人特别多,大多数是来山上避暑纳凉、锻炼身体的。

  一位每天早上来这里锻炼的老人听到记者问关于“文革”的问题,一头雾水地表示,他不了解这片景区跟“文革”有什么关系。即使他们跳舞的广场就位于安息塔和孔子像的中央,而广场的正前方是曾任广东省省委第一书记、原中顾委委员任仲夷的题字“要以史为鉴,不要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

  局外人

  见到彭启安时,他先向记者推荐了一些有关“文革”历史的资料和书籍。在沙发的一边,他提前准备好了厚厚的几本书,这其中既有塔园的相关介绍,也有文化大革命事典。拿过重重的几本书,彭启安说:“你回去看看这些书,再去塔园看看,你就明白了。我们这些老人都是亲历者。”

  “文革”前,彭启安任广东揭阳县县委副书记。“文革”爆发后,他以“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反革命集团黑干将”两项罪名被逮捕入狱,蹲了3个多月的监狱,大大小小的批斗他挨了300多场。在县革委会上报要枪毙的5人中,他排在第2位。

  这位强调“已经上过枪毙名单、多活了40多年”的老人说:“现在(塔园)能建成这样,以‘文革’博物馆命名已经不错了,非常幸运。”

  去塔园的那天,是汕头市“难得”的阴雨天,记者与一位叫谢树钦的志愿者同去。近几个月,每周六他都会骑着摩托车,带着夫人为他准备的午餐去塔园,将相关的书籍资料录入电脑。这位已经70岁的老人说:“我们这是吃自己的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曾经的奠基人,称自己为“总策划”的彭启安,现在把自己叫做塔园的“热心人士”。涂城村新上任的领导班子,对塔园的热情度并不是很高,这些曾经参与塔园建设的主力军慢慢地变成了局外人。

  塔园的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依旧都归属涂城村。但村里其实也只是找人收门票,打扫卫生,并没有设置景区管理的岗位,更没有对于塔园的建设和维护计划。“澄海塔园建设委员会”这个看起来唯一的官方组织已经名存实亡。

  涂城村当初的支持一部分是出于当时村里老人们有共同的经历,另一部分则是希望塔园能够带来经济收入。但是这个在夹缝中成长的塔园并没有实现村委会的期望。之后,彭启安与新领导班子的隔阂越来越深,后期彭启安提出的修建和管理建议也大都被否定了。

  但这并不是最让他为难的。如何为塔园正名,如何寻找合适的接班人才是他一直忧虑的问题。“为塔园正名,成为国家支持的博物馆或者教育基地。”彭启安说这是他的塔园梦。

  建一个合格的博物馆

  相比塔园“文革”博物馆的“文革”现场特色,距离汕头市二百多公里的漳州则有一座全部用“文革”实物构成的展览馆。

  董山伟的“刺桐‘文革’历史展览馆”位于漳州市长泰县山重村的旅游区。与旅游区绑定在一起,有些经济上的考量,但是除了旅游区的门票,进馆还要交10元钱让很多人选择过门而不入。这个由旧粮食仓库改建而成、藏在深山里的“文革”展览馆,并没有像旅游区的管理人员预期的那样,带动这里的旅游。

  展览馆的工作人员说,一般来的都是经历过“文革”的老人或者做研究的人。正说着,有几位年轻人在得知还要再交钱才能参观后转身离开了。“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习惯了这种情况的工作人员没有一点惋惜的情绪。

  也许人们会想能够搜集数万件“文革”期间的实物、并且亏本在福建省泉州市做了两年展览的人,一定是一位经历过“文革”、有着不一样过去的老人。但董山伟出生于“文革”开始的前一年,今年48岁。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的他,觉得“文革”这段历史十分重要,很想通过“文革”实物还原真相,弄清楚儿时模糊记忆里的那段时光。

  董山伟并不想过多地宣传自己。他也不愿意透露收集毛泽东巨幅油画、红宝书、粮票、抄家账本以及大量报刊文件耗费了多少钱,只是笑着说道:“我现在是穷光蛋了,不说这些。你看看这是当时红卫兵游行时候用的旗帜和木牌,这是当时的钟表和收音机……”

  在这个大约500平方米的旧粮仓里,摆放着董山伟从全国各地搜集来的上万件“文革”实物。从各种各样的红宝书,到各种各样的毛主席像章、塑像、画像;从“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到“文革”宣传画、连环画;从样板戏,到“文革”批斗、批判资料,这里应有尽有。

  但是将这些展品简单地放在柜子里,董山伟并不满意。他想要的不是现在500平方米的展览室,而是两三千平方米的大展馆。

  “如果能给我足够的空间,我可以作出全国第一流的‘文革’博物馆。‘文革’展览就是要有实物,每一件东西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董山伟指着用玻璃框裱起来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人的画像说,“如果有地方,就把他们说过的话,当时的一些批文,甚至手迹都展出来;像江青,她有很多故事,不是一张照片就能代替的。”

  董山伟还专门带来了一些没有展出的私藏品。那是一些保存在塑料密封袋里的报道批斗现场的老报刊和红卫兵串联时候的老照片。

  “没有‘文革’博物馆,你拿什么来告诉后人有关‘文革’的历史真相?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史料的丧失,‘文革’历史将可能变得模糊乃至混淆不清。”董山伟十分珍视他的这些藏品,同时又不断遗憾很多藏品的价格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

  董山伟的“文革”展览馆并没有太多其他方面的压力,只是资金问题阻碍了他的扩张计划。他的刺桐“文革”历史展览馆现在还能维持现状,亏损由景区方面承担,“但是2015年,合同到期后怎么办?”他还没有找到后路。

  “一些老人是‘文革’的经历者,他们选择忘记也许是不想回忆那段痛苦的历史,也有可能那是段并不光彩的过去。而一些年轻人对‘文革’这段历史早已没有了概念,当然这不能怪他们。”董山伟分析了“文革”博物馆遇冷的原因,“但是,一座拥有丰富‘文革’实物资料的‘文革’博物馆将能够留住历史,说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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